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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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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魏之际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社会思想的重点已经逐渐从关注现实问题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当向外追求接近现实的通道受到阻遏,向内探寻的动机就变得日益强烈。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将经学、黄老之学、名理学等统合起来,进而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哲学理论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

黄老之学的复兴为人们提供了形而上的思想资源,人们在《老子》中发现了“道”、“无”等概念。这继承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并在此基础上跳出旧的窠臼,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即将到来。

学术的变迁,一来与时代风气有关,二来有赖于治学之新方法。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认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16]那么在有了新材料后,新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新的方法就蕴含在当时人们热衷的“言意之辨”当中。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起源于汉魏间的名法之学的评论人物。它本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命题,却无意间提供了一把打开新哲学之门的钥匙。

《抱朴子·外篇·清鉴》中说:“区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为。”[17]因为在现实中检定名实的过程里,人物伪诈者甚多,而且辨别极难。人们认为圣人识鉴人物,要像《抱朴子》中说的那样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闻于无音,以此来评量人物,百无一失。而这只可以意会,不能言宣。“意”与“言”这一组对立统一的对象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

晋人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18]可见魏晋间名家之学流行于世,言不尽意则是大家公认的推求名理应有的方法。当时人在月旦品评人物的过程中,渐渐默认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们普遍信奉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