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以“检形定名”为根本，而后推之于制度人事，这一倾向与儒家有暗合之处。法家也主张“循名责实”，是以名家通于儒、法二家，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从而在乱世中流行于世。它沿着两条路径发展，一是品定人物，二是国家治理。
品定人物，乃是汉朝品鉴风气的结果。汉朝选士首为察举，察举重识鉴。品评人物的风气盖与之相关。当时的人认为，形质不同则才性不同，故而可以从人物的形容声色情味而推知其才性，为他们分门别类。这催生了一系列相人之法：论声则讲究“整饰音辞，出言如流”，论色则要求“诚于中形于外”，这都是从一个人外显的部分推断他们的性情。除此之外，还要品评他们的“精神”，诸如“神姿高彻”、“神理隽彻”、“神矜可爱”、“精神渊箸”都是用来形容人物精神气质的。
在“察言观色”之后，就是“分别才性而详其所宜”。《人物志》中将人物分为12类：“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9]这些人应该依照他们才性品类的不同，被安插在合适的岗位上，做到“材能既殊，任政亦异”[10]。蔡邕《荐边让书》中说“大器之于小用，固有所不宜”[11]，也是在强调这一点。
单纯做到这些还不够，人们还需要“验之行为以正其名目”。因为形容动作并不准确，所以除了参照形容声色情味的“形检”外，世人还重视“名检”、“行检”，就是说要“检之行为”，核定名实，“必待居止然后识之”，“然后乃能知贤否”。汉朝取常士经由察举制，此外还有征辟制来选拔那些“超奇之人”，然而“天下内有超奇之实者本少，外冒超奇之名者极多”[12]。是以核定名实就显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