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最初传入中土时，只是被当作方术的一种，并没有为人们所了解。《魏书·释老志》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在大月氏使者伊存处听其口授《浮屠经》，但当时中土之人对佛教所知甚少，没有在知识界引起注意。信奉佛教的基本是从西域来的人士，汉人没有出家者，官府也明令汉人不得出家。据《晋书·佛图澄传》记载汉人不得出家的禁令，直到魏晋时期仍在执行。
汉末三国动**的时局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环境，佛教开始逐渐流布开来。曹魏时期一些西域和印度僧人在洛阳活动，其中从中印度来的昙摩迦罗译出大众部戒律的一部分《僧祇戒心》。曹魏时期出现第一位落发出家为沙门的汉人，是颍川人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出家为沙门，此后汉人出家为沙门逐渐增多。朱士行出家后，读汉译佛经常感觉不通，于是西行求正本，成为第一个西行求佛法的汉僧。
佛教入华，主要通过陆路，东汉以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佛法亦从海上传入。在南方的东吴地区，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等人在江南地区传布佛教。汉末南方汉人中信奉佛教最为著名的是笮融。《三国志·笮融传》记载笮融在广陵修建浮图祠，规模弘大，浇铸铜人，以黄金涂身，衣以锦彩。整个浮图祠可容纳3000余人。笮融下令其统治界内以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免除徭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5000余人户。每当浴佛，笮融便在路旁设酒饭，连绵数十里，吸引来观看和就食的民人有上万人。这些人虽然未必都信奉佛教，但笮融的行为无疑起到扩大佛教在当地影响的作用。
魏晋玄学兴起，名士清淡虚玄无为，以清言放达相尚。佛教的般若空无说亦于此时传来中国，与玄学颇有相似之处，佛僧附于玄学以扩大其教，当时名僧与名士多有交往。如汤同彤先生所说的僧人立身行事与清谈者契合。《般若》理趣，又与《老》、《庄》相符。文献中对名僧与名士的交往多有记载，西晋时佛僧竺叔兰与当时清谈领袖乐广有一段清谈故事：竺叔兰性好嗜酒，有一天喝醉了卧眠路旁，被押送至河南狱。当时的河南尹是乐广，也已经喝醉。说：“君侨客，为何学人饮酒？”叔兰回答说：“杜康酿酒，天下共饮，为什么要问侨旧？”乐广说：饮酒可以，为什么狂乱？”竺叔兰说：“民虽狂而不乱，犹府君虽醉而不狂。”[39]乐广大笑。另一位佛僧支孝龙则被列为当时的“八达”之一。通过这种与社会上流社会的名士交往的方式，佛教日渐扩大其影响，由此得以普遍传播。西晋时，佛教寺院已有180所，僧尼3700人。在寺院已有为死者举办法会的宗教仪式以及信徒持斋供养。《法苑珠林》里有一则故事便反映了这种情况：西晋有个叫阙公则的人，晋武帝时，死于洛阳，亲朋好友为他在洛阳白马寺举办法事，通宵诵经为其超度。他的母亲则十分信佛，长年诵经，供养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