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时期开凿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是在7世纪初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作之下完成的，直接参与运河开凿工程的有几百万人。大运河开通之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第一，大运河把黄河、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联系起来，大大缩短了南北的距离，便利了南北的交通。第二，它使南北物产的交流有了畅通的渠道，对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并在运河沿岸兴起了大量的商业城市，并因其地理位置的优越而日益重要，通济渠口的汴州及邗沟南口的扬州，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例子。第三，大运河还使得隋以后的唐、宋等朝，由于南北交通的便利，更容易形成统一的向心力。在海运与陆运均无法通畅或采用新式交通工具之前，运河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大运河的开凿过程中，因隋炀帝好大喜功，各段的工期都赶得非常紧，动用的民夫数量达上百万。在严酷的监管之下，通济渠于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凿，八月就已通航；永济渠在大业四年（608）正月开凿，数月之间已经完工。如此巨大的工程，官吏督役严急，不可避免给人民带来许多苦难，大量民夫劳作过度，加之饥寒交迫，疾病侵袭，死亡过半。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观目的来说，他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以及本人巡游享乐的需要，隋炀帝在运河开通之后，又命地方官员沿途招待，率领后宫、百官巡游江都，给运河沿岸地区带来惨重的损失。
但是，在客观结果方面，运河对唐宋时期经济发展上的积极作用，时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元和郡县图志》称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26]。皮日休有《汴河铭》，指称“隋之淇、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27]，并做有《汴河怀古》来称赞开凿运河的伟大业绩，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宋人卢襄有《西征记》评价说：“隋大业间所以浚辟使达于扬子，不过事游幸尔……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于千百载之也哉！”[28]这些评价，对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作为基本予以肯定。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大大提升，并将对江南地区物质的转输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加重了对民众的剥削，晚唐诗人李敬方在《汴河急进船》中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唐朝后期因北方地区藩镇割据，中央政府财政的开支，基本上要依靠江南地区，政府机构通过运河的输送，维持着运作，一旦运河的漕运功能被切断，唐朝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