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是帝王政治。君主品格的好坏与统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帝国政治秩序的有效运转。唐太宗曾引用古人之语“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以此向群臣说明君主在王朝统治中应该发挥统领与引导作用。为此，他以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期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治世。
唐太宗认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应该能够做到思短而益善，不断地完善自己。对于自己的不足，唐太宗本人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贞观二年（628），他曾对房玄龄坦露，自己年轻之时忙于东征西讨，无暇读书，登基之后，却发现为政之道，均在书内，深深后悔当年读书太少。为此，他诏令魏徵、虞世南、褚亮以及萧德言等人，搜集古书中关乎政术治道者，编成《群书治要》一书，作为自己的治国宝典，并遵循前代帝王所行善政，力行不怠。比如有一次，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前期准备都已做好，也已令人采伐树木，但因看到《晋书·刘聪载记》中所记廷尉陈元达切谏刘聪营构宫殿之事，深感为诫，便主动下令停止修造。不仅如此，他还在宫内设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名士，使之担任学士，上朝听政之余，与之讨论典籍，商议政事。众多学士之中，最著名的当属虞世南。虞世南虽然相貌不扬，但却博闻多识，加上性格刚烈，喜好谏议，颇为唐太宗所重。君臣二人经常同观古籍，谈经论史，共论古今帝王得失。
观书求治之外，唐太宗的勤政也是贞观时期一抹亮丽的风景。唐太宗上台以后，随着唐朝政局的稳定，国家运转逐渐步入正轨，臣下奏事也日趋繁多。面对繁忙的政务，唐太宗经常思考对策，或至夜半不寐。但他的勤政绝非事无大小，必定躬亲，也绝非权无大小，必定独揽。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曾询问房玄龄、萧瑀等人如何评价隋文帝杨坚。萧瑀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餐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是励精之主也。”[2]唐太宗却对萧瑀的意见不以为然，认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他看来，隋文帝虽然勤政，但“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而且天下至广，政事千头万绪，绝不能“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他还曾说：“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由此观之，在唐太宗的执政理念中，君主需要勤政，但勤政一定要有理性的方式与合理的范围，需放权之处，便应交由臣下处理。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曾对裴寂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