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唐太宗的帝王之路充满曲折，既有父子冲突，又有兄弟反目。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对人才的争夺与任用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唐太宗之所以能在玄武门之变中击败李建成与李元吉，秦王府府僚的谋划推动之功，绝不可没。上台之后，他更加重视臣僚在帝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贞观初，唐太宗曾对萧瑀说：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4]
为了集思广益，他下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班，以备顾问，随时引对，询访民间疾苦以及政务得失。在唐太宗眼中，即便是贤明之君，也须有良臣辅佐。他曾对臣下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他还曾教谕群臣：“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正因如此，唐太宗从未独揽贞观年间社会安治局面的功劳，而是非常肯定群臣对自己的匡正之功，他认为“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在唐太宗的提倡之下，君臣和谐、同体共治的理念成为贞观君臣的共识。比如魏徵在贞观十四年（640）的一封奏疏中说：
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理……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5]
在魏徵看来，君主好比是人的头脑，臣下好比是人的四肢，只有彼此同心，才能治理好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