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承隋乱而起，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杨隋二世而亡带来的历史教训是贞观君臣最直接的经验来源，尤其是隋炀帝的暴政虐民，让贞观君臣更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教训的残酷，也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历史经验的可贵，从而做到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遍观贞观史事，君臣间讨论历代帝王最多者就是隋炀帝。君主以隋炀帝为鉴，群臣因隋炀帝进谏。唐太宗当年刚刚攻下隋都长安之时，亲眼看见隋炀帝宫中充满美女珍玩，他深以为戒，即位之后马上下诏出放宫女，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贞观二年（628），他再次下令释放宫女，让她们“任求伉俪”，前后共释放3000多人，即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所讲的“怨女三千出后宫”一事。除去骄奢纵欲以外，在唐太宗眼中，隋炀帝的偏信拒谏、好大喜功、大兴土木、猜忌臣下等人君所不宜为者，均为他当政期间应当避免之弊政。贞观众臣也多以隋炀帝为负面暴君代表，进谏唐太宗。比如贞观四年（630），魏徵向唐太宗进言：
陛下本怜百姓，每节己以顺人。臣闻：“以欲从人者昌，以人乐己者亡。”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为其无道，故天命陛下代之。[27]
隋炀帝以外，贞观君臣还经常论及包括尧舜禹汤、秦皇汉武等在内的历代帝王。贞观二年（628），王珪曾进言道，秦皇汉武，外则穷兵黩武，内则广兴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28]。贞观七年（633），唐太宗欲驾幸九成宫避暑，散骑常侍姚思廉进谏，认为离宫游幸乃“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致君尧舜可谓贞观君臣的共同政治目标。为了更好地搜集整理历代王朝兴亡丧乱的经验教训，唐太宗君臣还注重编修历代史书，包括《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在内的8部正史，都是在贞观时期完成的。比如对《晋书》的修撰，唐太宗便是希望总结西晋在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之后，迅速走向覆亡的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专门在《晋书》中评价晋武帝司马炎，认为司马炎“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而且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一派盛世景象，但司马炎却“骄泰之心，因斯以起”，不知“处广以思狭”、“居治而忘危”，最终导致“纲纪大乱，海内版**，宗庙播迁”。司马炎比隋炀帝带给唐太宗的感慨与教训，更为沉重，更有教育意义。因为司马炎初行善政，却“乖令终于末”，这对以长治久安为治国目标的唐太宗来说，无疑更能引**感上的共鸣。编修、阅览史册除去可以汲取经验之外，还会鞭策唐太宗恪守君王之道，兢兢业业，勤政为民。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询问编修《起居注》的褚遂良，是否会将自己所行之善恶，悉数记录。褚遂良对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唐太宗说：“朕今勤行三事……一则鉴前代败事，以为元龟；二则进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群小，不听谗言。”[29]并坦言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史官能够不要记录他的恶行。注重身后之名的唐太宗希望后人读贞观之史时，唯见“鸿勋茂业粲然可观”，而不希望自己像历史上的昏君一样，留下为人耻笑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