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咸丰二年为止的清代漕粮海运，均行之于江苏省，“浙省不与焉”。浙江漕粮海运始于咸丰三年。在二年河漕兑运后，浙江漕船难归水次，黄宗汉疏请变通，仿效江苏海运故事。不久，太平军占领镇扬，江路受阻，浙江“遂无岁不行海运”。
咸丰元年（1851），御史张祥普要求浙江杭嘉湖同办海运，遭到浙江巡抚常大淳的坚决反对。常大淳指出，浙省与苏省不同，江苏漕额较重，所收本折及给帮津贴较多，所以海运经费较河运稍有节省。但浙江漕运经费原本不足，海运非但不能节省，且不敷甚巨。也就是说，原有财政体制，尤其是定额制的束缚，使得浙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还列举了其他几条不能行海运的原因：浙江虽有乍浦、宁波等出海口，但均非理想，从上海放洋则盘剥甚远，费亦不支；在上海放洋，浙江呼应不灵；两省同行海运，沙船不敷；海运二月放洋，浙漕收兑向迟，难免迟误。另外，浙江运丁素称疲累，旗丁衣不蔽体，食不充腹，若试行海运，水手虑及失业，“或藉索帮欠逗留生事，或流为盗贼，扰害闾阎，尤不可不防其渐”。由于他反对海运的态度极为明确，咸丰帝只得朱批：“既属窒碍，着暂停试办。”其实，从后来浙江漕粮海运的实践来看，他的反对理由均为托词，无非是为逃避责任起见。
既然咸丰元年浙江已经拒绝海运，为什么仅一年后，他们却极力主张推行呢？新任巡抚黄宗汉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咸丰二年，他被调任浙江，七月抵清口。当时浙江上年的杭、嘉两帮漕船，头船甫运出江，后者尚未离浙境，因丰工决口，山东遭灾，诏下截漕赈济，两江总督却欲浙漕变价。双方意见不统一，至议定北行时，时已七月，浙江河运漕粮受到巨大拖累。黄宗汉认为，补救之方莫如海运，浙漕如能改行海运，“全局从此可以转移，于公私全为两便”。他力排众议，以一身主持之，并得到清廷谕准。咸丰帝还进而将漕运总督杨殿邦、刚离任的巡抚常大淳、署浙江巡抚椿寿等原办河运之人交部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