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轮运势力的入侵和传统沙船业的衰落，对中国新式轮运业的酝酿和产生起着刺激和催化的作用。有关创办中国新式轮运业的讨论又重新活跃起来，而围绕福州船政局所引发的种种冲突，以及洋务运动所面临的经费短缺问题，成为了创办轮船招商局的直接诱因。
宋晋手迹
1872年初，内阁学士宋晋奏请裁撤福州船政局，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航运业前途的大讨论。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在19世纪60年代创办的规模较大的造船企业。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以“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兴”为由，向清廷请求创办福州船政局。尽管左宗棠声称，创办船政局是为了解决漕粮海运沙船不足的问题，但事实上直到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前，福州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没有参加运漕活动，他不过是借漕粮海运之名，为创办船政局争取支持。船厂兴建之后，自身耗费较大，船成之后还要负担保养训练费以及船上官兵的薪饷。再加上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船政局开支过大，仅靠政府拨给的经费已经入不敷出。
为减轻经济压力，总理衙门和有关的督抚大臣加紧磋商该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顽固派官僚宋晋乘机发难，猛烈抨击船政局的糜费，请求将其裁撤。他的奏请激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船政局的创办人和主持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当时所谓的“中兴名臣”，裁撤船厂又事关洋务运动的成败和中国轮运业的兴废。清廷认为此事不可草率决定，要求相关大员进行复议。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些洋务派大臣之间虽然存在不少芥蒂，但是在这个与洋务运动命运攸关的问题上，他们联袂而起，态度出奇地一致，都坚决反对停办船厂。
沈葆桢像
左宗棠是船厂的创办人，对此事自然是格外地关心。当时他虽然已经调任陕甘总督，但仍在1872年5月上奏朝廷，强调船厂制造轮船已初见成效，决不能停办。船政大臣沈葆桢也认为制造轮船是千古之事业。曾国藩的态度与60年代相比大相径庭，他在函复总理衙门时，明确表示“船局不宜停止”。他还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许多变通的建议，比如主张轮船除租赁外，还可配运漕粮。他预备趁此机会重新倡导和主持创办中国新式轮运业。谁知没过一个月，曾国藩突然病逝，筹办新式轮运业的重任就落到了李鸿章的身上。李鸿章是主张保存轮船事业的中坚。在这场辩论中，他的争论最为激烈，筹划最为缜密。他宣称，如果停办船厂，则前功尽弃，所用资金也白白花费，更让外国人看笑话。他表示，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只能是为漕粮备运或租赁给商人。李鸿章借大讨论之机，卖力地为轮运事业摇旗呐喊。由于左、沈、李诸人都反对裁汰船政局，总理衙门奏请清廷：船政不应该中止，应由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妥善筹划办理。由宋晋挑起的这场辩论这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