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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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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1826)二月,紧张、繁忙的海运正式开始。两江总督琦善奏称,商船九百余只,载米八十万石,已开赴出海地点,等二月初八日风顺开船。若遇顺风,十余天后即可到达天津。受兑后的海船行驶神速,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和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报:二月二十八日,苏州长洲县第十三号郁同发沙船,已经驶抵天津所辖洋面,水师营参将李心德当即将其迎护至拦江沙外寄泊,于第二天清晨乘潮引进天津海口。那彦成预料此后各船可接踵而来,于是命令各员做好接收准备。郁同发沙船的入港,揭开了海运到津的序幕。此后,有关海船到津的奏报络绎不绝。山东也数次奏报船只途经山东的情况。押首参将关天培到达天津后,于三月十五日向穆彰阿报告,已经查明进口船424只,在后船390余只,它们都“次第停泊风顺,不日可来”。第一次海运尝试成功了。

关天培著《筹海初集》

上海尚有余米30余万石,专待前船回空。天津宣称,回空船只除去前往奉天买豆时间,四月底均可回上海。但陶澍认为,海船北行,时间最关紧要,愈往后拖,“风暴靡常,即难行走”,节省时间乃海运“第一关键”。他会同琦善、陈中孚等人联名上疏陈奏,要求沿途官员加紧督催。朝廷马上核准,军机大臣还特意行文通知陶澍:“贵抚奏前事一件,已奉寄信谕旨,交钦差穆直督(彰阿)、那将军(彦成)等迅速饬催矣。”与此同时,户部也在加速运转。四月十四日,户部报告道光帝,海运漕粮“均属干净”。为保险起见,他们仍要求仓场侍郎命令各仓,“加谨收贮,板蓆铺垫,妥协气筒,如数安置”。

第一批海船于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天津,大部分前往奉天购豆贸易。其中大多数于五月二十二日左右返抵上海。直接返沪的沙船,时间自然更早。因为采取先来后到、随到随兑的方式,第二批海运的起始时间不再统一安排。总计第二批海运,共用沙船308只,全部于六月五日前放洋。天津镇总兵克什德则向那彦成禀报,四月底即收泊有二运船主周隆顺、孙永盛。他向船上之人询问情况,水手们称,他们同时在上海装兑二运的有十余只,而北上沿途所遇到的回南空船,也有二三百只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