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最初产生以来，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沉寂时期，然后再度出现，这才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并引起激烈的争论。2000年前后，该概念也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因而开始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国外，引起激烈争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质；而在国内，引起讨论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内容与实质，而是它的定义本身与它的生成学问题。定义问题与生成学问题是一对互相纠葛的问题，弄清其一则可以帮助弄清其二，如果二者中任何之一弄不清楚，则另外之一同样模糊不清。由于关于定义问题过去几年已经多有讨论，所以这里只着重谈谈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学问题。
众所周知，我国学界就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此存在不同意见，这也是正常的。南京大学哲学院2003年《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第2期，以“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笔谈”为题发表了以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为首的5篇笔谈文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3个概念的定义问题。从这几篇笔谈文章来看，讨论者对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不尽一致。张一兵教授提出的是“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3个概念来“界划”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使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持一定的保留态度。而胡大平教授则主张不能排除“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之外。其他几位参加讨论的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这个问题，这些文章已经初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作了基本的概括。在此之前，我在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以及2004年我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1]一文中，曾经提出我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的看法，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衍生物，若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根长长的瓜蔓，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其中的一个‘瓜’而已。”[2]我并且认为，这种后马克思主义“以解构哲学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强调‘非传统’‘无中心’‘多元化’‘民主化’‘反逻各斯主义’等，甚至扬言要抛弃马克思主义”[3]。我的观点发表之后，引起学界的一些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