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而言，其思想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代表人物都运用或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原理对生态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全部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而是在后现代语境下，运用存在主义、解释学以及解构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方法和西方民主、道德思想对唯物史观做了解构和重构，形成自己的理论阐释体系。
高兹的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基础是他提出的政治生态学，他强调生态学要在应对生态危机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就要突破把自己作为一门环境科学或经济学的局限性，同经济理性决裂，探索一种生态理性。他指出：“生态学应该做的是：向我们揭示如何在物质生产的界限和缩减中，而不是在物质生产的增长中，合理地应付匮乏和疾病。合理地应付工业文明的梗阻和死结。它应证明，保护自然资源要比利用自然资源维护自然资源干涉自然循环，更有效和更具‘生产性’”。[1]应当使生态学走向政治生态学，使其承担抵制独裁主义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的使命，把生态学作为推进社会文明和政治的动力。高兹同时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政治生态学归于政治学，这样会使生态学狭隘化，同时也不能把政治生态学简单归于生态学，这样会夸大生态学对政治学的影响。政治生态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将“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抓住了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这种新陈代谢既可以从自然方面分析，将其视为支配物质过程的自然规律的结果，属于生态学范围；也可以从社会方面分析，将其视为支配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化规范的结果，属于政治学范围，两者的结合及其相互作用形成政治生态学领域。他还指出：政治生态学作为政治学注重对人的剥削关系的剖析，但作为政治生态学，它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来剖析人的剥削关系。政治生态学不仅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而且也以对自然的盘剥的批判为出发点。高兹强调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社会理论。马克思论述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的两个基本范畴，即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生产力范畴，以及支配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范畴，为政治生态学提供了基本构架。但是他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不足以成为政治生态学的全部理论基础。政治生态学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范畴之外，还引进第三个范畴，即从自然方面支配新陈代谢的人的和非人的自然限制——自然条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