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奥康纳和格伦德曼都针对当代生态危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应对策略，但具体观点有所不同。
高兹尽管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引起生态问题的根源，但他认为马克思主张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称为生产逻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他强调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基于生态理性，他的生态社会主义策略的理论基础是生态理性。
高兹反对后现代主义者把后工业社会的问题归于现代性过程和理性的危机的观点，认为生态危机等后工业社会的问题不是理性导致的，反而恰恰是那种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的选择导致的危机，高兹将它称为经济理性，认为正是这种非理性、伪理性化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他认为经济理性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同步的，它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和机械化、自动化联系在一起，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并产生了更多空余时间，但加剧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异化，使工人被经济理性和机器控制，丧失了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能力，于是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前提。首先，工人的劳动不再包含任何力量。一个社会活动没有力量的阶级既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也没有这样做的意识。其次，劳动不再是工人自己的活动。现在无论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劳动是一种被动的、预定的活动，它完全从属于一架大机器的运转，没有为个人的积极性留下任何空间。”[1]经济理性使劳动成为征服和统治工人的物化力量，消灭了作为生产劳动的潜在主体和社会关系变革的潜在主体的工人，使得作为一种阶级力量的能够承担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工人阶级的消失，造成后工业社会中“非工人非阶级”的社会现实，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主体，已经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