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是从现实情景来看，国家内部、国家与国家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弭。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并非像西方学者们宣称的那么完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激进民主浪潮更是挑战了自由主义对民主的规范理解，也显示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危机。为了应对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合法性危机，西方学者对民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就是为了重建西方自由民主制合法性的一种反映。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以交往行为理论和协商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
（一）超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
哈贝马斯对民主理论的思考是同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诊断与解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产生“合法性危机”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所以从理论层面上来说，哈贝马斯提出话语民主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对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模式进行反思，克服二者的缺陷，从而化解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主要冲突在于对民主及其作用的不同理解。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围绕着行政权力而展开的不同立场之间的斗争，而在斗争之后都隐藏着一些利益和价值取向。“民主过程仅仅是以利益妥协的形式而实现的。形成妥协的规则被认为应该确保由普遍平等的选举、议会团体的代议性集会、决策模式、议事规则等所形成的结果的公平性。这些规则说到底是用自由主义的基本权利来加以辩护的。”[1]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民主关心的是如何限制公共权力以捍卫公民作为自由个体的基本权利。因而，民主的作用是工具性的，是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来理解民主制度。相对于共和主义民主，这是一种消极的民主，是一种免于政府强制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