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詹姆逊评后现代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
詹姆逊在1995年写作了《后马克思主义五条论纲》（发表在《詹姆逊文集第2卷：新马克思主义》一书上）这篇文章，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充分表达了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首先，詹姆逊肯定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时间是后现代，即“资本主义发生结构性转变时期”的产物。詹姆逊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适逢其时的，他写道：“后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遭受一个结构性变革这样确定的时刻出现的。很明显，‘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对于各种宣称马克思主义消亡的言论来说，是很适合的，尽管马克思主义曾经当做思想模式、社会主义类型和历史运动的范型。”[1]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迄今为止发生过三次变异：第一次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古典或民族市场资本主义；第二次是如列宁所阐述的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互补形成的“跨国”资本主义或如曼德尔[2]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与上述第三次资本主义变异相对应的文化阶段。詹姆逊认为，每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发生变化或经历出人意料的变异时，马克思主义的范式也会发生危机。而由于对论争问题的旧表述与新的现实不相适应，所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范式（指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本身被超越了和过时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根据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从根本上修正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应变异了的资本主义。“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正与此雷同，只是“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以更复杂的形式和更多的数量来表现“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所显示出来的那些特征而已。这“第二代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詹姆逊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并出现出人意料的变异，经典马克思主义对问题的旧表述不能适应新现实，因而出现了“危机”，从而出现了“后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正是后现代的“话语”逻辑的观点，真理的标准也要用话语的标准去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