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把“帝国主义”看成是一种双边关系是极富创见且令人深思的，至少它让帝国主义实践的全部复杂性更加明确地凸显了出来。在这个基础上，赛义德就不仅仅是注重帝国和殖民话语一边，而是对这种双边关系中的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反话语和殖民批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东方学》中表现出来的单向论述和片面化倾向。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章，赛义德专门讨论了殖民历史中的抵抗与敌对问题。不过，在简要论述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他主要关心的不是政治军事之间的冲突和敌对，而是在文化领域中显现出来的质疑和冲突。正如他所说的，文化“又一次走在了政治、军事历史和经济过程的前面”，正如文化首先为殖民主义实践准备了路线图一样。但是赛义德并不是在讨论反帝实践的文化准备问题，而是讨论反帝实践中存在的文化复杂性问题。首先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殖民统治的文化后果，反殖运动的思想资源不得不依赖于帝国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土地、历史以及其他的一切，统统被并入庞大的西方帝国及其学科话语之中。[53]“土著们”对于宗主国殖民主义的抵抗有着多种表现形式，例如福斯特在其《印度之旅》中就清晰地展现了英国人在力图从文化和思维方式上接近印度人时所遭遇的拒斥：印度人晦涩难懂，行为怪异，往往超出英国人的理解和掌控，他们对英国人的各种接近方式采取不回应的办法，有时也采取像怠工这样消极的抵抗行为。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英国人的控制行为失效。在“极其难懂”的印度人面前，主人公的善解人意和同情心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过这些抵抗显然有着某种程度的消极性，因为它不可能给拓殖解放提供可以选择的未来路径。赛义德也注意到民族主义在初期阶段的极端抵抗，例如拒绝基督教和不穿西装，他们力图在自身的文化中恢复区域意识，寻找空前广泛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赛义德认为，即使这种“寻找”和“恢复”，也只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认同想象”，正像民族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记录抵抗历史、保留奴隶叙事、书写心灵自传和狱中回忆录等行为，实际上仅仅是从抵抗的角度书写帝国的历史，因为这些书写对象本身来自于扑朔迷离的过去，而显然，一个“纯粹的”、不受帝国主义沾染的过去已经不复存在，尽管这些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浩繁的历史话语和官方记录形成对抗。赛义德认为，民族主义的抵抗历史既不能看成是恢复民族文化意识的历史，也不能看成是彻底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而是人类的一种新的历史。一方面，赛义德认为这是抵抗运动的部分悲剧所在，因为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帝国文化已经确立的形式，或者只能依赖被帝国文化影响过和渗透过的形式。[54] 另一方面，赛义德又认为这是合理的，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抵抗方式。因为我们不应当把文化本身看成是完全封闭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相互交流和相互渗透的历史，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享用、共同经验的历史。[55] 甚至，反帝事业所预言的真正的人类解放恰恰基于各种文化、人民和社会间更加广泛的联系和宽容的社会现实。赛义德承认民族主义在反帝斗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但是他也认为，有益的民族主义应当面对并接受新的文化现实和富于想象的文化创新观念，避免恢复旧有的文化观念中存在的等级和不公。[56]从这个角度去看，极端的民族主义理想不仅不现实，反而可能走向其反面，即在真正的意义上重复帝国主义的行为。他十分欣赏法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即正统的民族主义走着帝国主义铺设的道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似乎是把权威让渡给了民族资产阶级，而实际上是借民族资产阶级扩张了它的霸权。所以“简单地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就是在重复、扩大并且制造新形式的帝国主义”。不同的仅仅是换了首领而已。接受本土主义就是接受帝国主义的后果，就是接受它所造成的种族、宗教和政治的分裂。因此必须以可变动的关系替代从帝国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等级体系。[57] 但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审视法侬的看法和今天的世界关系时会发现，他的担心被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