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后殖民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较为广泛的学术基础，但是赛义德之于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性意义仍旧是无法否定的。1978年，赛义德出版了他的《东方学》一书，从此开辟了一片集中讨论后殖民主义诸问题的热土。今天，几乎任何整体讨论后殖民主义问题的著作，都会以赛义德作为真正的起点。尽管赛义德的理论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其重要性和开创之功，应该说是举世公认。在本文看来，这种开创性主要表现在他首先把殖民历史的研究同西方文化的自省传统结合起来。而冷战结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背景、后结构主义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等学术背景则提供了这一结合的时代可能性。因此，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开创性仍旧是其个人智慧、学术传统和时代境遇结合下的产物。总体上看，这一结合使得赛义德能够立足现实，从世界整体关系出发，从话语理论等角度来看待西方文化与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我们理解当代世界格局的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一张较为清晰的图谱。
威廉斯和克里斯曼在《殖民话语与后殖民理论》一书中曾经说到，尽管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西方资本的全球化帝国主义依旧大行其道。[1]正如我们导论中所说到的，这正是殖民历史的后续形式，或者说是殖民历史的一个全新的阶段。赛义德学术思想的产生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历史情景。为什么这种新的殖民主义形式能够在民族国家脱殖解放之后形成？无论是黑人的文化传统认同运动，还是英联邦文学研究与批评，甚至法侬的殖民话语批评，都较少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殖民主义历史直接的文化后果，关注这一历史引发的诸如语言、种族歧视、自我认同等现实的问题。赛义德的工作性质之所以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奠基阶段，正在于他试图从更广泛的跨学科视野，运用新的学术思维来为这些现实处境找到更深层的原因，即不是描述“是什么”，而是解释“为什么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维科、康拉德、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都成为他重要的学术资源，为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总体来说，这一基础就是如何把文学批评、文化批评从形式主义批评和人种学、人道主义批评的道路上纠正过来，使其回到自身的环境中，并与政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也就是说，使批评回到世俗性的道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