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正是由于资本的全球性分散，从前集中的、近距离的社会化劳动让位于亚集中的远距离劳动；以前工人阶级相近的文化表达现在被文化差异所阻隔。总之，当代资本主义更关心如何“开发”和利用最脆弱、最松散的劳动力群体，通过地理、文化和经济利益的分化，使他们再也难以形成具有冲击性的政治组织，也不再可能具有统一的哲学观念与政治经济话语。因此在后殖民境况下，存在的是一种更加老练的剥削形式和危机控制方式。[47] 在这里我们看到，斯皮瓦克关注的中心，是经济文本如何被刻写进所有当代文化的生产和接受之中的。
在信息化时代，高科技成为帝国主义危机控制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资本主义的危机内在于资本循环之中：一方面，资本要努力减少循环时间，不断“向那不可能的零时间靠拢”；另一方面，资本必须通过在时间中的循环来得到实现。因此，商品循环对于资本的实现而言既是实现的条件，也是实现的障碍。斯皮瓦克解释道：“马克思的意思是，如果循环被扬弃而进入思维的速度，那么作为一个连续整体的（价值）生产就会抹去价值本身，这就是一个危机。”[48] 今天，资本的循环时间是否已经赶上了思维的速度？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特德·勒维特（Ted Levitt）曾说：“今天，货币仅仅是电子脉冲，以光的速度、不费吹灰之力在远距离中心之间传递着（对马克思所说的‘循环不可能达到的限制’：思维速度来说，这足够了）。证券价格10个基本点数的变动就会立即引起大量资金从伦敦到东京的转移，这一体系对公司的全球运作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49]
由于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资本循环速度的确是惊人的，可是这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危机。这说明社会财富和价值的生产并没有像金融资本的循环那样进入光速，相反，财富的生产甚至还具有前现代的特征，只不过这一过程被信息技术的可见性所遮盖。正是这种书写符号一样的“可见效果”，即德里达所说的“眼睛的专制”，才使得人们忘记了复杂的社会财富的生长过程，好像是高科技本身直接生产了西方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但是，斯皮瓦克认为，这种可见性背后并非是财富来源的透明路线。一方面，科技使得生产力提高，计算机使得资本运转加快，但这些提供的只能是生产催化剂的作用，不是劳动本身。相反，它不过是更加有效地剥削劳动力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斯皮瓦克认为，技术发展似乎的确带来了劳动力的解放和“自由”，但它充其量也就是西方国家内部的“自由”，如果西方国家考虑到电信时代充当的维护现有国际劳动分工和它压迫妇女的角色，那么，他对“自由”的那种放纵的热情，对计算机信息和理论生产的执著就会屈从于良心上的反省。第一世界财富的来源不是转移到了高科技，而是通过高科技的作用转移到了那遥远的、处于黑暗角落的第三世界之中去：“尽管有了计算机，里曼兄弟可以在15分钟挣到两百万，但如果他自己不是对另一个文本进行擦除后的重写，整个经济文本就不会是他现在所说的那样。这另一个文本就是，一个斯里兰卡女工要买上一件T恤就必须工作2287分钟。这里，后现代和前现代文本交织在一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