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霍米·巴巴是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十分活跃、同时又引起很大争议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他和赛义德、斯皮瓦克一起，被并称为后殖民批评的“三剑客”。
霍米·巴巴的理论活动大致可以1988年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他主要从事对殖民话语，尤其是呈现在殖民话语中的复杂心理关系的分析，他在这方面的新颖观点引起了学术界毁誉参半的评论，也造成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广泛影响。1988年以后，巴巴的学术视野更加广阔，探讨的问题也更宏观，更富于时代性，在后一阶段，他集中探讨了当代条件下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境遇和思想策略。下面我们就以他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对他的主要观点加以评介，同时结合这些观点，对后殖民理论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将福柯的话语理论和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思想结合起来，对西方自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东方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其实质是一种代表西方强权政治的殖民话语。这部著作在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位西方学者曾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赛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独立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殖民话语，也可以称之为殖民话语理论或殖民话语分析的领域”。[1]
霍米·巴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进行殖民话语理论的研究，很明显，他是在赛义德的启发和影响下进入这一领域的，但他很快对赛义德的分析模式产生不满，并提出了重要的批评和修正方案，这就是他关于殖民话语内部“矛盾性”（一译“暧昧性”Ambivalence）的著名观点。
其实，在《东方学》一书中，赛义德已经注意到殖民话语内部的某些复杂现象，例如他指出存在着两种东方主义，一种他称之为“显在”的东方主义，它包括各种正式发表的关于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的理论和见解。一种他称之为“隐伏”的东方主义，它潜伏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巴巴将二者的区别概括为“在一方面，它是一种学问，一种发现，一种实践；而在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梦想，一个意象，一种幻境、神话、迷恋和需要”，巴巴认为，令人遗憾的是，赛义德对这种复杂性并未深究，“赛义德拒绝对这两种可以相互替代和矛盾的机制加以探究，它们威胁要分裂的恰好是东方主义话语本身，他遏制这种威胁的方式是在学说内部设定一种二元对立，最终却让它们统一于一种完整和谐的再现体系，这一体系是通过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统一起来的。”[2] 巴巴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尽管赛义德也看到了东方主义话语内部存在的某些分歧，但他并不以为这种分歧足以造成殖民话语自身的分裂，甚至有意识地压制和掩盖这种分裂。因为在赛义德看来，无论是“显在”还是“隐伏”的东方主义，作为一种再现系统，它们最终都为同一种殖民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所支配，二者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所体现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抗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