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可能的皮肉之灾，贼会有精神的痛苦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通常人们喜欢用一个道德化的眼光来将“贼”予以简单的处理，而不会顾及他是否也有内心的活动，更不会细想贼的某种“不幸的处境”与“心灵的斗争”。也就是说，人们通常不会把“贼性”与“人性”挂起钩来认识，而只是夸大它们之间的对立。但俄罗斯的作家安德烈耶夫对此却有他的理解，并且给了我们一个正面、奇妙而且富有哲学与道德内涵的回答—他写出了贼身上神奇而真实的、残酷而充满精神震撼的斗争，并且完成了一个精神的悲剧，一个富有启示的寓言。
这当然或许有宗教传统的作用，这样的悲剧，在我们这个民族似乎不大可能会发生，因为“罪与罚”“作恶与忏悔”这样的思维习惯与道德命题，通常不会那么强烈地困扰一个中国人，在我们这里，道德命题的显现，常常是以外力介入的形式出现的，即作恶的人遭到了“报应”，而作恶者很少会主动对自己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自决”。而拥有基督教或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人就会不太一样，他们的文学主题中会充满了类似的精神斗争与道德自罚的内容。
任何好的小说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寓言”，庄子说“寓言以广”，大意是说寓言性的叙述总是有很宽阔的拟喻性。对于《贼》而言，这个寓言的拟喻性不但宽阔，而且相当幽深，堪称一个“精神的寓言”，“贼性”的习惯与“人性”的诉求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这点上说，他的作者已不只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而具有了“精神分析”的意味。但这部小说是出现在19世纪的晚期，那时无论是“意识流”还是“精神分析学”都还远未显豁出世。所以《贼》可谓相当难得，也难怪鲁迅会推崇安德烈耶夫，认为他有至为深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