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芳[1]
由于城市化进程不同和中国中、东、西部的地域差异，以及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社会体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同农村社区的发展情况必然不同，这种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农村社区类型。不同的社区类型所对应的社会建设的需求是不同的，对于有关民生的社会政策需求和有关和谐稳定的社会管理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在横向上必然需要遵循不同的社会需求而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机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经验在推广时也必须参照不同社会管理模式的边界条件，做到有的放矢。本研究通过对农村社区类型的界定，探明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需求，明确不同类型农村社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特点，发掘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边界条件。
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指出“城乡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村社区社会管理提供了发展方向。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面临各种利益纠纷和利益需求，农村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更需要创新。
我国有三万多个乡镇、六十多万个行政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条件、交通状况等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农村社区建设也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任何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都离不开地理环境、农村人口、农业经济、农村文化四个基本要素，这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先决条件[2]。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即在优先保证重点建设四大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建设农村社区组织和公共设施，发展社区服务和社区保障，营造良好农村社区治安环境等。但是农村建设同时离不开两个大的社会背景：一个是城镇化背景；另一个是劳动力外流。正是受这两大社会背景的影响，农村的人口、经济、文化甚至地理环境都在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对农村建设的研究也一定是以这种动态变化为前提的。这种动态变化，使得与之配套的社区组织、公共服务、社区保障、治安等也都呈现不同的特点，而与之相应的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内容和模式也在这种动态变化中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