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退”的勋伯格，这似乎是个奇怪的开题，然而是个并不奇特的命题。尽管热衷于古典风格，但我不是古典风格的忠实信徒。我是巴赫和他以前文艺复兴音乐的随从，也是勋伯格和他之后音乐的同伙。我的社会和艺术观念常以批判为先，总对西方启蒙时代和工业革命耿耿于怀。我老师杰基·温泽（Jackie Winsor）把西方文艺复兴看成视觉艺术的歧路和倒退，我很可以理解她的尖刻和角度，因为我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持有相应的刻薄，所谓：“神话已被启蒙，觉醒倒转成为神秘之幻”[1]，尽管启蒙运动是历史现实之必需，而且我们都是几百年来受益的后代。也许正是因为其历史性质之重要，今天才有必要反思，也算我们受益的子孙不得不付的代价。
启蒙运动大约从1650年始，断断续续历经百年，影响之深普及之广，历来少有。启蒙运动从欧洲本土波及美国大陆，不但有哲人文人艺人，更有改朝换代的政治人物[2]。
笛卡儿的名句“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把个别意志放在包括自己的存在之上，以我思故我在为中心的定点透视，主观所有他在的自然，这种个人中心的自信，和君主统一的政治环境，伴随工业革命器物的能量，加上古典风格调性中心的音乐织体以及奏鸣曲式——我这跳跃的胡思乱想似乎毫无内在关系，但是仔细一想，都是启蒙运动异曲同工的杰作。事实上，这种否定传统迷信的科学态度，也有可能掉进迷信科学本身的危险。古典风格是主观的中心控制，是人对人、主体对主体的音乐。巴赫以前的音乐是人与神的对话，如果能把具体神祇的面具去掉，那就是主观的人相对无限客体的状态，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巴赫晚期的音乐。
古尔德并非强词夺理，他把巴赫和勋伯格、贝尔格、威伯恩放在一起讨论，把无调性音乐和复调搅在一处不是偶然。文艺复兴继承下来的复调音乐形式，不是仅仅复合层次的音乐织体，至少在我看来，也是多元思维艺术心态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模式。人类文明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力远远超越自然人性的尺度。从赤手空拳的动物到工具的使用，从中世纪单薄的城墙到文艺复兴坚固的堡垒，从原始人手中的投标到今天的原子武器，从人类分散的个别群体到中心集权的超级大国集团，我们所谓的文明历史似乎就是并吞个别的能力日益强大，中心集权的模式在势所趋。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的西方历史就是这场趋势的一个段落，由多元的复调音乐形式，到主调音乐以及最终音乐形式的支离破碎，艺术形态的演变，多少折射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