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师院读书的时候，常去琴房玩琴聊天。有时我在音乐系同学乐谱上面图画方块圆圈，描绘各种奇奇怪怪的线条图案。然后结结巴巴在琴上试图证明这些抽象形状和具体音符的关系。这种交流通常吃力不讨好，可偶尔也会引起同学的兴趣。一次，有位同学好奇地问我这些图案从何而来？我一愣，从没想过。回头看看架在钢琴上面的乐谱，我说：“音乐一响，形状自己就会出来，你没看到？”“没呀！我怎么就没见它？”那同学笑了。我当时真想跳起来揍她一顿，因为她的眼里满是鬼胎嘲弄，下面的话没说出来：不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但是不管怎么说，鬼画管鬼画，最后在琴上，我还是把她给说服了那么一丁点儿。
我当年去读师院美术专业是因为有音乐专业可混。这种不务正业的歪打正着不是我的独创。当年伯恩斯坦在哈佛读音乐，但真正得益的却在音乐之外，是大卫·普罗尔（David Prall）教授对综合艺术的想法影响了伯恩斯坦的一生，最后自己回哈佛假借诗歌，用语言学独特的角度解释音乐。
在师院的那些日子，不知怎的，三搞两搞，两年之后我就搬进音乐班宿舍。从此以后，我和音乐班的哥们比自己美术班同学还近。当时我总去琴房练琴，最后艺术系主任下令禁止我再去琴房。可音乐班的同学和老师暗中向我，所以禁令实际无效。
我喜欢音乐全是出自本能。刚进师院的时候，我懵懵懂懂，根本不知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保罗·克利（Paul Klee）在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之间的努力，更谈不上对这方面有何认识。可是，音乐一直给我可触可摸的抽象形状和色彩，我在云里雾里鼓捣，一度还真以为通过音乐，可以窥视抽象艺术的真谛。甚至一时还在梦中看到自己玩弄音乐色彩变幻的动画影片。二年级的时候，读到康定斯基的《论艺术中的精神》（über das Geistige in der Kunst），不由吃了一惊，赶紧把自己的幼稚和狂妄收敛起来。当时，我常和音乐班的翊功和燕迪厮混。我们为勋伯格、贝尔格、威伯恩、康定斯基和克利这群音乐绘画全才发疯。更对当年维也纳的音乐文化、德国抽象表现主义和包豪斯的艺术思潮着迷。翊功去美国之后，燕迪和我常常关在他那间小小的琴房宿舍，通宵达旦听乐谈艺。我们对庸俗图像化的音乐解释恨之入骨，以至于我准备的毕业论文是关于音乐和视觉艺术之间的区别，后来这个计划以找不到指导教师告终。多年之后，读到年轻的保罗·克利也曾发过类似自相矛盾的疯魔，想来这种怪事真的无独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