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先生学有渊源，学养深厚，他1944年在四川三台东北大学近代史研究学社讲学时说道:“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1]
这是金先生对其前三十年治学道路的总结。金毓黻早年从治理学入手，精熟宋以来理学著作，“渍于义理者甚深”，“故于任事事人，皆守皎然不欺，蒙难而贞之义”；[2]理学修养不仅成为其治学之基，而且是其立身之本。“自戊申（1908年）迄壬子（1912年），则喜购古文家专集。”[3]在他22岁至26岁期间，勤于文学修习，又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他主张研究史学必须以文学辅之，认为史之文字尤其应该“翔实高简”，既要“雅而能健”，又要“举重若轻”，此外不能有“格格不吐”之病。在27岁至36岁期间，他逐渐注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金毓黻就读北京大学时，师承国学大师黄侃，同时又受朴学大师章太炎影响，汲取了古文经派的治学方法。他不仅推崇章氏“实事求是”、“以治史的方法来治经”，[4]将语言文字与考古文物并视为史学两大资料来源、力求实证的观点，而且将其进一步阐发，认为文字之学是“读古书之门径，不得其门则无以晓其理、知其事。”[5]有了以上循序渐进的学养积淀，金毓黻先生直到37岁以后，才完全将治学兴趣和重点转向研究史学。他对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推崇备至，称其“于史籍致力最深，旁及舆地、金石，致为精绝”，“为乾嘉间学者首屈一指”[6]。金毓黻先生治史之初，即采用钱氏治学路径，用治经之法以治史。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则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而莫由。”[7]正是基于以上的严谨治学和坚实基础，金毓黻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史》《辽东文献征略》《东三省丛编》《渤海国志长编》《奉天通志》《辽海丛书》《东北通史》上编等大量的专著和文献，成为史学界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