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把日本的中国典籍称作汉籍。汉籍在古代很早就已传入日本。据日本古书《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博士王仁东渡日本，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传授于日本。这一记载说明，公元三世纪时，中国的典籍已传入了日本。日本的飞鸟时代（593～710年）、奈良时代（710～794年），有更多的中国典籍东传日本。这可从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许多遣词造句直接引用中国经典得到证明。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养老二年），日本朝廷颁布的《养老律》和《养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外，亦仿中国做法，把儒家经典分为“大经”（《礼》《左氏春秋》）、“中经”（《诗经》《周礼》和《仪礼》）和“小经”（《易》《尚书》）三类。公元741年，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编成，书中汇集了64位日本诗人的作品，其中有141处引用中国的典故成语。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传播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平安时代（794～1184年），日本皇室竭力倡导学习中国典籍，朝野上下形成了一派讴歌汉风的风气，日本嵯峨天皇在即位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敕令编撰了《凌云集》和《文华秀丽集》两部汉诗集，此后的各代天皇都热衷于学习中国典籍。醇和天皇在位期间（823～833年）， 日本编就了一部大型的汉籍类书《秘府略》，全书1000卷，征引的中国典籍不下于1000种。9世纪末，藤原佐世奉敕编纂《本朝见在书目录》，载入的中国典籍有40类，1568种、16725卷，据严绍璗教授研究，这些典籍约占当时中国文献记载的典籍一半。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第二次**是在江户时代（1603～1876年），江户时代日本的商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中国的商业往来迅速增长。中国的文献典籍通过贸易渠道进入日本，其数量和规模较之平安时代有了很大发展。据当时长崎海关档案资料统计，自1693年至1803年的110年间，由中国商船运进的中国典籍达4781种。另据大庭修先生统计，从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至1855年（清咸丰五年），经长崎输往日本的汉籍达6118种，总计57240多册。其中有儒家经典，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各省地方志和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有农林、医药、历算等实用书籍，还有许多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