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精神的维度：朝戈、丁方画展”以及由《文艺研究》编辑部组织的包括画家、评论家和理论家在内的研讨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解关于艺术作品的解释的意图主义和反意图主义争论的案例。两位当代中国杰出的青年画家朝戈和丁方，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他们近期创作的作品，而且以文字和谈话的形式解释了他们创作这些作品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这次活动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美学与艺术的一个重要事件。至少从美学方面来说，它暗示对艺术作品的判断和评价将转向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判断和评价往往是单方面的，理解和解释则可以是双方面甚至是多方面的。这次事件是一个针对作品理解的涉及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三方面的对话和交流的极好例子。
在关于作品的意义问题上，作者本人的解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尤其在出现解释歧义的时候更是如此。以往的艺术批评总是把作者的意图当作事实来看待，执着于对作者的意图做考古学的发掘。人们坚信：一旦找到了作者自己的解释，所有关于作品意义的争论就可以罢休。但是，意外的是，朝戈和丁方的解释，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并没有终止我们关于其作品意义的争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解释不够清楚。事实上，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已经达到了令人羡慕的高度。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在关于作品意义的问题上，作者的解释不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
毋庸置疑，作者在有关其作品的诸多信息的解释上具有绝对权威，比如，作品的完成时间、地点、方式、材料，乃至作者希望表达的意图等。这些信息尽管对于我们理解作品的意义相当重要，但它们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意义。在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行为者的意图决定了其行为乃至行为结果的意义，但唯独艺术领域是个例外。原因很简单：艺术家的意图只能由艺术来实现，离开艺术的艺术意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朝戈和丁方作为画家的意图只能由他们的绘画来实现，是否存在离开他们的绘画语言的绘画意图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存在可以离开绘画的绘画意图，它是否可以由除了绘画之外的手段来实现也是值得怀疑的。更重要的是，在艺术创作活动中，艺术家的意图往往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比尔兹利（M.Beardsley）通过考察各种艺术创造活动发现，尽管艺术创造中明显有艺术家的控制，但这种控制绝不是来自对目标的明确意识。艺术家的创造不像士兵的射击，这里没有像靶心那样明确无误的目标和如何命中目标的规则。换句话说，真正的艺术创作，如果说意图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至少是相当不明确的。比尔兹利甚至主张是作品而不是作家在创造，换句话说，只有顺应作品的客观必然性而不是听任艺术家的主观任意性才是真正的艺术创造。如果艺术创作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意图，那么就不可能有关于意图的权威言说。艺术作品一旦创作出来之后，它就成了一个等待解释的对象，作者本人的解释也许在其他许多方面具有优势，但就作品的审美意义而言，它与读者的解释是平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使了解了作者的意图，仍然可以争论作品意义的原因。如果有见解的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出连作者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意义，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的意义不是存在于艺术家的心里，而是存在于关于作品的解释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