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5月25日，潘公凯个展“从错构到转念：穿越杜尚”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开幕。通过装置、绘画以及与学者们的对话，潘公凯力图阐述他关于艺术的独特构想。潘公凯的艺术观念与阿多（Pierre Hadot）的哲学观念不谋而合。作为当代法国负有盛名的哲学史家，阿多对哲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非常不同的哲学：一种是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来实践，这在古代非常盛行；一种是将哲学作为话语方式来实践，这在现代取得支配地位。阿多指出：“古代哲学给人倡导一种生活艺术。相反，现代哲学首先是给专家准备的一套专业行话。”[1]作为一名当代哲学家，阿多要做的，就是打破哲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恢复哲学的古代样式，将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来实践。与此类似，潘公凯的艺术观念中也可以分析出两种艺术形式：作为客体的艺术与作为生活的艺术。即使潘公凯已经是一位负有盛名的水墨画家，但是让他着迷的并不只是绘画、雕塑、装置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客体艺术，这一切都没有他的生活艺术那么重要。潘公凯说：“我把生活当作品做，其实主要不是希望作品做的过程中如何愉悦，而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当实验品来做。把自己当实验品是一种心态。”“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兴趣，在自己的小范围里做点试验，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意义和乐趣。”[2]潘公凯的艺术与阿多的哲学之间的类似或平行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阿多在潘公凯展览开幕前一个月离开人世，享年88岁。我们期待的这两位哲学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将永远无法实现。
在阿多心目中，古代的哲学英雄是苏格拉底，现代的哲学英雄是福柯，尽管他对福柯将自我作为艺术作品的观念颇有微词，认为福柯的存在美学和生活艺术具有唯美主义和花花公子派头，但他并不否认福柯将自我做成艺术作品的想法，只是在做成怎样的艺术作品上有所分歧而已。[3]在阿多看来，尽管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述，但他是真正的爱智慧者，他给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是哲学生活的范例。苏格拉底不是留下文字让我们去阅读、去研究，而是做出榜样让我们去传诵、去仿效。尽管福柯留下了不少著述，但他与学院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表明对招募弟子毫无兴趣。[4]苏格拉底和福柯不仅将他们的哲学作为生活方式来实践，而且力图将他们的生活做成艺术作品。根据传说，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塑家，他对他父亲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雕刻木头和石头很不理解，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雕刻他们的自我，而不是雕刻木头和石头，因为将自己的生活做成艺术作品，比将木头和石头做成艺术作品要重要得多。苏格拉底最后选择去死，在一些理论家眼里，是他将生活做成悲剧艺术的标志，也是他所导演和主演的悲剧的**。与苏格拉底不同，福柯欣赏的是前卫艺术而不是古典艺术。通过吸毒和同性恋等身体实验方式，福柯不断触碰极端的临界经验。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一种冒犯的审美主义，为了将他的身体、行为、感受乃至整个生存做成艺术作品，福柯不惜对身体进行痛苦的折腾，这是一种比最可怕的宗教还要暴虐的修炼方式。[5]潘公凯的生存美学与福柯不同。潘公凯的艺术既不是西方传统的古典艺术，也不是西方现代的前卫艺术。如果仅仅运用西方的艺术概念，我们将很难给潘公凯的艺术定位。一方面，潘公凯的艺术是全新的，我们可以将它视为超越杜尚和丹托之后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潘公凯的艺术又是古老的，我们可以在历史悠久的儒家传统中找到它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