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吸纳西学的角度和程度——与严复之比较
众所周知，在晚清，严复的西学成就是巨大而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他所译介的西学名著深深影响了一代学者，给后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不仅如此，在中学方面他也非常人所能比，在译介西学的同时，多从事中西会通的工作，同样取得了很大成就，以至于梁启超称赞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1]。相比较而言，刘师培的西学要浅薄得多，因他不通外文，[2]只能通过严复等人的中文译本了解西学，难免时有误解之缺憾。如在《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一文中，他征引马君武所译穆勒《自由原理》之见解，认为“无识陋儒皆以学术定于一尊为治世，岂知此实阻学术进步之第一原因哉！”[3]此论采自马君武译本中议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言论，[4]非穆勒原文所有，[5]而是马君武出于思想启蒙有意添加的文字。刘师培不知就里，误为穆勒见解而引证。不过刘氏亦有他的优势，即他的中学造诣极为深厚，以此为出发点吸纳西学，也还是有其独到见解和过人之处的。
刘师培不懂外文，故接触西学时颇受译者影响，其中以严复的影响最大，这已如前述。由于生活环境、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两人在体认西学乃至于会通中西等问题上不可能绝对一致，有同有异是必然的，那么具体情形如何呢？
在接受西学的出发点上，刘师培是基于中学的，借西学佐证中学，强调二者相通之处，即同的一面，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所谓“西学古微”，是指清末对中西文化关系的一种流行说法，即认为西方科学、哲学、伦理等思想学术在中国古代都已存在。该说并不新鲜，与清初即已形成的“西学中源”说有类似之处。王仁俊辑编的《格致古微》集该说之大成。他用经史子集列目分卷，辑出在他看来与西学相近的古训语录，并在解释中将古训类同于西方科学、哲学、政治、风俗、礼仪等各科知识，如他解释“河出图、洛出书”，便说“此上古地图及地理书也”；解释“震为雷、离为电”，便说“此郑君言电学也”。[6]目前尚无什么证据可证刘师培受过这类著述的影响，但他的某些看法确有与此相近之处，如在《周末学术史序》中进行中西学比附时，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