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保存和发展是至善，是人类的目的。一个人努力保存和发展自己以及他同情的那些人，起初，这种同情心是微弱和狭隘的，后来它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烈，日益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只要看一看宗教的成长（可以把宗教看作人们思想观念的化身），就很好地说明了尊敬和同情的扩展。从狭隘的氏族形式的宗教到普遍的基督教就是一个进步。[34]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也展示了同情心的发展。[35]累基说：“开始一个时期，道德只明显地表现在比较狭隘的勇敢和爱国的德性里，后来一个时期才表现在扩大的仁慈和同情之中。”[36]同情心在当代更是大大扩展和加强了，像广泛的和平运动、对国际仲裁的要求、抗议某些缺少文明的国家的残暴行为、社会交往的扩大、医院和其他慈善机构的建立及保护动物的团体等。我们不仅从一个个体、一个民族，而且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关心我们自己。
但是这样的时代——利己与利他的动机行为不再冲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的私心是容易超过他的同情心，使他侵犯到别人的利益的。但他要受到两方面的牵制，一是他所侵犯的那些人的自我坚持，一是那些人的同伴的同情心。人们逐渐制定出某些规范，禁止某些行为而命令另一些行为，逐渐建设起道德规范的体系。道德作为实现至善或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一个必要手段发展起来了。假如至善无须道德法典就能实现（像我们前面提示的），那就不会有道德法则或任何别的法律了。用来阻止或促进某些事情的法律，只是在特定的行为发生以后才形成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违法者就是立法者。
在此我想强调的一点是：道德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般说来，道德法典只包括那些帮助人实现目的或至善的必要的规范，道德旨在清除通往这个目的路途上的一切障碍，它并不是人类所有目的和愿望的体现。它并没有广泛到可以指导个人实现至善的一切努力，换句话说，人类并不感到一切行为方式都须作为义务加以满足。只有那些对社会生活绝对必要，或被相信为必要的行动，才会被命令，才会引起被族类所命令的道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