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美从不是直接打动我们，落日之所以美，是因为它表达了所有我们失去的东西。[1]
20世纪90年代，拉托维亚作曲家彼得里斯·瓦斯克斯（Peteris Vasks）的登场，将此种“失去了的感情”诠释得纠结，而纠结正是末世时代人的真实表情。他坚持用喑哑的色调表达非黑即白的抗争：自由、力量、和谐、希望，这些在当时的拉脱维亚通通不存在。大段或阴郁或温暖的线条覆盖着冲动、危险的信号，乐评人巴里（Barry Witherden）将这些混杂在一起的酸甜苦辣形容为“以昔日悲伤的光泽来表达希望”。20世纪，瓦斯克斯的音乐成为民族精神的有力佐证，比拉脱维亚民族独立革命本身更具煽动性。
1990，美国
1990年5月，随着脱离苏维埃的政治气氛不断升级，看不清前景的焦虑笼罩着整个拉脱维亚。原本波罗的海不起眼的小民族一夜间成为国际大国政治角力的焦点。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前，一位身在异乡的作曲家对此投以全身心的关注：“朋友和亲人们每时每刻都在给我传递来自祖国的信息，这是我每天唯一关心的事。”他正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拉脱维亚民族音乐发言人的瓦斯克斯。时值瓦斯克斯的首个美国巡演，不久，他的作品《音乐悲歌》（Musica Dolorosa）由洛杉矶橘郡室内乐团进行美国首演。
预言常以“声”先发制人，音乐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先锋”的责任。1990年，离拉脱维亚的正式独立尚有一年，在“黎明之前最为黑暗的时刻”，瓦斯克斯选择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下不仅仅事关音乐，更是出于作为独立的拉脱维亚民族的存在感。比起急着将音乐与政治撇清关系的音乐家，他恨不能将音乐与民族独立话题压缩成高密度的结合体。瓦斯克斯曾向英国音乐学家基欧（John Kehoe）亮出代表性的立场：“我认为，一个音乐家能以自己祖国的语言通过声音说话至关重要。对我而言，为一个弱小的、不快乐的，曾经历过如此多不幸，却依然勇敢无畏的国家开口说话才是真正重要的。在我的音乐里，我说拉脱维亚语。与其他众多东欧国家一样，我们的根充满了悲伤、苦难。若用艺术世界的语言来解读，苦痛的历史却可以是更具冲击力的创造，是我们民族更为深情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