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到了第三年，又一个田径赛季到了。我的哥哥阿尔特决定不再参加比赛了。“托尼，你自己已经能够应付了，”他说，“这是我在中学的第四年了，我想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不想再过那种肺部疼痛、肌肉抽筋和腿部肌肉酸痛的日子了。”阿尔特一直都在坚持着我们先前的约定。事实上，我也并非真的需要或期待他陪在我身边。
在更衣室里，其中一个跑得很快的短跑选手说，“嘿，托尼，我没想到你又回来了。”
我问他：“我为什么就不能回来呢？”
“我没有恶意，托尼，但是去年每次比赛你都跑到倒数第一了。你再怎么训练也没用啊。”他说，很明显他不知道我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
“我还参加是因为我期待来到田径场，在这里我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人。这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我告诉他，“你们都是我的队友和朋友。”
事实上，他们是。我们曾一起切磋，弄得大汗淋淋、全身酸痛。在队里没有人讥讽我是个残疾人，没有人玩弄或嘲笑我，也没有哪个队友的父母要求安德森教练把我赶出队。在队里我不是一个包袱。我没有使某个队员慢下来或者是使我方在比赛时失分。
对安德森教练来说，我就是另外一个运动员，另外一个他想帮助的跑步者，想促使他在离开起跑器时能更快一点的跑步者。对自己队里这个没有双手和双脚的孩子，安德森教练刚开始时的那种恐惧、同情或厌烦情绪也**然无存了。事实上，我给这个队增加了一些诸如无形价值的东西。要是队里有个肢体不健全的队员，那么这表明这个队和这个学校对残疾人是不排斥的，而且，尽管赢得比赛很重要，但是获胜并不能代表一切。
安德森教练后来告诉我，他再也看不到我的身体所失去的东西了。“除了最初感受到震惊之外，之后我只觉得赛场上又多了一个能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