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舱的旅客中最使我注意的有三位黑衣僧。从上海启行时，那位高个大胖子意大利籍的教士我已经同他谈过一回，到香港时又上来二位，一高一矮；而且一位是七十多岁的德国老头，一位是不到四十岁的匈牙利的壮男子。
他们的服装，举动在同等舱中自成一派。他们不好与别的客人联合，而那些商人、学士、专员身分的旅客也同这三位合不在一起。每天清晨与晚饭后船面上散步，谈话时，他们常聚在一处，而从香港上来的两位尤为接近。
因为那位意大利教士在河北住过八年，中国话说得不错，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由他便认识了那位德国的小老头。于是在不是属于教派的旅客中我同他们扯谈的时候不少。这位德国小老头的名字叫做亥买耳（T．C．Hiemer）。在高丽传教二十一年，这是他头一次返回他的故国，他对于欧洲情形生疏得很，欧洲大战的惨酷与战后的种种变动一切都与他无关。在高丽的一个小县城中他过着如同隐士般的生活，除却照例劝教，宣传福音，祈祷天主之外，他倒是毫无罣碍。在这三位黑衣僧中间他是最有意思，而且性情最好的一位，身个很矮，比我还低半头，头颅与眼鼻都小，长细的下胡愈显出满脸的神秘气。一只烟斗不离嘴边，没有事便在船面上看海，轻易不向藤椅上平直地躺下。一举一动都带着庄严的表示。二十多年的神秘生活把他的精神全凝固于另一个世界之中。许多传教士从欧洲远来东方，自然有大多数的人是为了生活，可是教育与环境也能把一小部分的教士变成了“殉教者”。人间的幸福：他们摒弃了妻、子、财物的慕恋，打开了荣华、名利的关隘，以“天主”为依归，以白热的心情作教义的传布。虽然我们对于宗教只管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对于这迷信神权不重人治的思想不能赞同，然而一个人具有那样的精神却也不能不令人想到“神道设教”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