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他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见。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装了电灯了，厅堂中同时还挂着锡制的“满堂红”。剧场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剧的还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这方法是甚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做“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做“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热药来防止太冷，发辫翦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翦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了“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底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底信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