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棉织业大本营的兰开夏有两个最著名的城市：一个是曼彻斯特，记者在上次通讯里已略述梗概了；还有一个是利物浦（Liverpool），在兰开夏西南沿海的一个船业中心，有英国的“西方门户”之称。该埠沿岸接连着的船埠达六哩半之远，港内水面积有四百七十五亩之广，无论怎样大的轮船都能靠岸。英国进口货的四分之一和出口货的五分之二，都经过利物浦。该埠除在运输上占重要地位外，最重要的工业是造船，故大规模的船坞，连绵数里，坐着架空的电气火车，沿船埠兜了好半天还看不完。但是英国的出口贸易，既跟着世界经济恐慌而踏上了倒霉之路，运输业当然随着一同倒霉。曼彻斯特到了倒霉时代，利物浦也不得不到了倒霉时代。繁荣时代，规模越大越值赫；倒霉时代，规模越大越糟糕，越难收拾。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中，造船业工人有一半以上失业；船埠工人及水手有三分之一以上失业，形势严重，可以想见。
记者于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由曼彻斯特乘火车动身，下午二点十分钟到利物浦。市面萧条，较曼彻斯特露骨得多。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肄业的朋友涂长望君（《生活》的读者）到车站来照拂，并承他陪伴了两天，诚挚可感。记者此次出国最感愉快的是借着《生活》的媒介，遇着许多有志的青年朋友，涂君也是其一。我们虽未曾谋面过，但却是一见如故，快慰平生，因为我们在精神上都早成了好友。涂君说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教授（兼院长）罗士培对中国非常表同情，叫我去谈谈。当天下午四时左右便同往，将近该校和进了该校的时候，陆陆续续看见男女同学迎笑着对涂君打招呼，态度都很亲热。据涂君告我，该校因罗士培教授对中国异常表同情，每讨论到远东问题，总是帮中国，所以造成风气。他所主持的地理学院的男女生近百人，都是对中国特具好感的。我才恍然于许多男女生对中国人的亲热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