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鲸类到卷尾猴，很多动物物种都有一种或多种形式的社会传递，这些传递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学习。而最具有文化性的非人动物当属类人猿无疑，尤其是黑猩猩和猩猩。野外的观察发现，这两个物种有相当大量的种群特定行为，这些行为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且这些行为都涉及社会学习（Whiten et al.，1999；van Schaik et al.，2003）。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两个物种具有一些社会学习技能，如学习使用一种新异的工具，并且在之后的野外生活中可以代际传递下去（Whiten，2002）。
但是，类人猿的这种文化并不是人类的文化。托马塞洛（Tomasello，2011）认为，类人猿的文化以“掠夺”（exploitive）为主要特点，即个体学习他人时，被学习者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观察。而现代人类文化则相反：它是以合作为基础，成人会主动地、利他性地教导儿童，儿童则主动地遵从成人，这是一种适合文化群体合作的方式。这种文化的合作形式，可能正是由早期人类高度合作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同时也正是因此，类人猿的社会学习才会转变成真正的文化学习。教导正是借鉴了合作交流的基本结构，即我们会告诉他人一些事情以帮助他们，而一致性则是因为希望与群体的规范期望保持一致的模仿。现代人类并不是从头做起的，而是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合作。人类文化是早期人类合作的放大。
群体认同
早期人类小范围的合作觅食是一种暂时稳定的适应性策略。根据托马塞洛等人（Tomasello et al.，2012）的假设，其最终会因为两个本质上的人口因素而失去平衡。
第一个因素是与他人的竞争。这就意味着，这些组织松散的合作者必须形成一个适当的社会群体，以保护他们的生活免于侵略者的入侵。早期人类的这种松散的社会群体，在压力之下，会转化成为一个凝聚的合作群体，这个群体有共同的目标——群体的存活（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需要与其他人合作来进行觅食和战斗），同时为了这个共同目标，群体内会进行劳动分工。就早期人类的小范围合作来说，这意味着群体成员是有动机来帮助他人的，因为他们现在始终是与他人相互依赖的：“我们”必须共同与“他们”竞争，以免受“他们”之害。因而，个体开始将他们自己理解为特定社会群体的一员，有着特定的群体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这种理解是基于整个群体都具有的“我们”这一意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