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不能脱离正确性和相对性这两个通用标准，这就把我所想和任何人应该想联系在一起了。“我”和“任何人”之间的反差对理性思考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哲学与人的科学形象》
（philosophy and the scientific image of man）
现代社会应该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是共时性（synchronic）社会组织：协同的社会互动是成为社会的首要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早期的人类会以协同的方式进行协作觅食，而其协作的对象是一群组织松散的合作者中的特定他人。但对于现代人类来说，需要面对一个更大的社会群体，有更复杂的社会组织，或者说完整的文化组织。现代人类之所以是“文化人”，一是能够确认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二是可以基于文化内的共同基础而非个人，与组内成员一起创造多种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因而，他们是有群体意识（group-minded）的个体。
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历时性（diachronic）传递，即在代际间传递技能和知识。对于早期人类的生活来说，社会传递是十分重要的；对某些类人猿生活来说亦是如此。因为对于生存来说，那些难以发明的、需要使用工具的生存技能变得越来越复杂，同时也越来越重要。但对于现代人类，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社会传递，以支持累积性文化演化（cumulative cultural evolution）。这就需要现代人类不仅能够通过观察他人来获得工具性行为（如早期人类那样），还需要积极遵循群体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甚至会通过教导和强调社会规范强制他人保持一致。
人类社会这两个维度诸多变化的结合，创造了一些全新的文化现实。这种转化过程是习俗化的，既有协调（coordinative）的成分，也有传递（transmitive）的成分。协调是个体内隐性地同意（agree）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做事，即只要其他每个人都如此做，个体也想这样做；传递使很多做事的方法都已有了先例，个体只需要复制他人以达到协调即可。这一转化过程的结果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即个体会以众所周知的文化习俗、规范和制度与整个社会群体协调。当然，在交流方面，这意味着发挥协调作用的是语言习俗，因为语言习俗作为一种协议（agreements）存在于群体的文化共同基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