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同属一个系列，或者说可以称为它的前篇，但相比后者，本书的重点稍许不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着重探讨什么导致了人类认知的独特性。答案是文化。由于在各种文化产物和实践（包括一种常规语言，当然还有掌握它们所必需的文化学习技能）的包绕下成长成熟，人类个体发展出独特而强大的认知技能。个体不断地内化他们所面临的文化产物和实践，而这些逐渐积累的内化内容则成了人类与世界认知互动的中介。
虽然本书讨论的内容同《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亦存在一定的重叠，如都探讨什么导致了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同时对此问题的回答也都强调人类合作性这一重要基础，然而，期间存在的细微差别却让本书成了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人类认知的文化起源》受制于类人猿同人类比较研究提供数据的有限性，所以显得很“狭隘”。例如，当时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把同类个体当作具有独特意图的他人进行理解，进而使得人类文化的出现成为可能。”现在看来，此类观点太过简单。类人猿似乎并不像我们先前认为的那样不能把其他个体当作具有意图的有机体来看待。然而，即便如此，它们仍不能发展出像人类一样的文化或认知。基于本书报告的一些研究结果，我们认为，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似乎在于，人类不仅可以把他人当作一个具有自身意图的个体，更能在共享意图参与的行为中同他人保持协调，这可以从合作性问题解决到复杂文化制度等一系列事物中体现出来。所以，相比把文化看作一个传递的过程，本书更着眼于把其看作一个社会协调的过程，我们认为，现代人类文化的产生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受益于人类早期合作狩猎等简单任务完成过程中所需要的相互协调这一演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