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智的产生离不开合作。
——皮亚杰，《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 Studies）
“思维”活动是个体独自的狂欢吗？对于很多动物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人类来说，思维过程不仅仅牵涉到个体自身，反而更像是一个爵士演奏者的即兴表演：他使用的乐器由他人制造，表演曲目的编排有前人留下的固定套路，能够登上舞台也经过了其他演奏者的反复指导。所以说，他的表演不仅仅是自己的表演，更是融入了周围他人“存在”的表演。我们的思维活动亦是如此，它的发生往往嵌套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非与世隔绝的空中楼阁式思维。
那么人类这种独特的社会浸入式思维是如何产生，又是怎么工作的呢？有研究者指出，人类文化及相应的人工产物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格尔（1807）认为，人类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塑造了个体思维的基本框架（Collingwood，1946）；皮尔斯（Peirce，1931—1935）则更进一步指出，诸如数学、逻辑等几乎所有人类比较复杂的思维形式的产生，背后都浮现着人造符号的身影（数字、逻辑规则）。此外，维果茨基（1978）则强调，人类儿童的成长过程往往亦是被所处文化中的工具、符号等一系列人造物所浸染的过程，这些文化产物，尤其是语言符号，往往在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之初就为他们确定了这个世界的组织形式，儿童成长过程中要做的就是内化这些符号的使用，进而通过类似“内部对话”（人类思维框架原型）的形式了解和建构这个世界（Bakhtin，1981）。
另有一派研究者则认为，对文化和语言产生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协调过程，在人类思维发展中起首要作用。米德（Mead，1934）指出，在人类互动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并依据这种思考调整自己的想法或行为。皮亚杰（1928）则主张，这种角色采择和观点采择能力，连同个体的合作倾向，不仅使人类文化和语言的产生成为可能，亦使个体对群体规范的遵从性思维发展成为可能。实际上，经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和经验判断过程，人类会形成一套关于语言习俗和文化规则使用的模板，只有那些符合模板的使用才不会显得另类，进而产生人际价值，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55）则具体阐述了其中几种不同的适宜使用的方式。对于上述研究者，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社会基底理论家”（social infrastructure theorist），因为他们都认为，语言和文化不是人类与外界产生超社会性（ultrasocial）认知联结的充分条件，仅仅是对后者的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