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问题是中国古人经常讨论的关系问题，与义利关系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尚书·说命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唯艰”的说法，春秋时代也有类似说法：“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左传》昭公十年载子皮对子羽说的话）不是知之太困难，而是知而后实行，那才难上加难。在科学研究方面，知难行易。创造电视电脑，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可以说是千难万难。但是，使用就非常容易了，三五岁小孩都会开机操作，选节目，定音量。但在伦理方面，就不一样了，许多道理大家都懂得，到实行的时候，就不能完全做到做好。例如讲孝敬父母，报答养育之恩，道理很明白，一般人都懂，但是，许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宋以前虽然也讨论知行的关系问题，但都不够充分。宋明时代讨论很多，主要讨论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等问题。
1.知行先后之争
北宋程颐提出知先行后说。他认为：“须是知了方行得。”以走路来说，先知道路，才能走。“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1]不知道路，虽然想走，往哪儿走呀？“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同上）朱熹也用走路比喻知行，“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义理不明，如何践履？”义理不明，就像眼睛看不见那样，践履就像走路。不知而行，就像盲人行走。陆九渊与朱熹在治学的路数方面有分歧，而在知行的先后问题上则完全一致，都认为知先行后。陆九渊说：“知之在先，行之在后。”又说：“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2]
从总的认识史来看，认识来源于实践。同时认识又要回到实践中去受检验，再认识。按毛泽东《实践论》的说法，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穷往复前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