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认为，治理国家就必须制定规章制度，法规政策。而这些规章制度和法规政策的制定，依据是什么？古人认为，就是依据人的情性。所以研究人的情性就成为治理国家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他们研究的都是普遍人性。他们认为，人性中最大的区别就是善与恶这两种极端的性质。因此善恶就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以善恶来分君子与小人，来分义与利，来分荣耀与耻辱，来分伟大与卑鄙，来分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有了宗教以后，还可以依据善恶来分上天堂，还是入地狱。总之，善恶是一切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的价值标准。
关于人性善恶问题，几乎所有哲学家都参加讨论，但是，有代表性的、对后代影响大的、至今还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想提出的有以下几种：
1.孔子论人性与仁德
孔子认为人性是相近的，差别不大，但在生活过程中，由于社会实践不同，个人经历不同，体验不同，人性的差别会逐渐扩大。这就是他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他接着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有最聪明的人与最愚蠢的人不会改变。按孔子的说法，人性差不多，都是可以教育的，也都是需要教育的。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爱心。这个爱心是怎么产生的？儒家是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论证的。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说明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引申出来的，也就是从孝亲推出来的，孝是仁的根本。对自己的父母要报答养育之恩，对别人的父母也要尊重。从爱自己的父母和子女，推己及人，也要爱别人的父母与子女，要爱天下人。爱天下人，爱所有的人，这种美德，就是“仁”。
春秋时代，人们把“仁”作为美德。如说：“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国语·晋语一》）爱亲是一种美德，利国也是一种美德。孔子对“仁”的解说是“爱人”。爱亲是爱自己的亲属；利国，说到底是利天下人民，是爱人民的表现，是爱别人。两者结合，就是爱所有的人。孔子有时也讲“泛爱众”，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都含有博爱的思想。对“仁”作了爱人的解释，比过去的爱亲与爱国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这是儒家的精神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