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任何国家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我国几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胡锦涛同志曾经深刻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人们的思想下手。[151]
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受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和制约。它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反映，并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能动的、辩证的，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动性和巨大的反作用。意识形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某一社会制度合法性的基础论证，并以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态发挥作用，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在当今世界上，有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也有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者与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而恰恰不存在普世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自行消失。对于意识形态的独特的功能和生命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以之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精神力量（或如现在人们所称的“软力量”）加以认真研究和运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它不仅重视捍卫本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意识操纵”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152]，还千方百计地要在世界上取得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并把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特别是改变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工具，以最终达到实现其世界霸权的目的。在20世纪，其用于对付苏联和中国的精力最多，力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威胁性也最为明显。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在研究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特点时，不能不着重研究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源和特点及其在对苏联和中国政策上的具体运用和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