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美国参议院《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报告谈起
在决定和影响一个国家政府对外政策的诸因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宗教文化的、传统的、经验的、公众情绪、意识形态等，及国际政治、经济各种因素之中，经济的动因无疑是最基本的因素，但意识形态因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自开国以来就一向重视这点，而且到了现代有越来越重视的趋势。1958年，面对战后整个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参议院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国家不惜拨出巨款，分别委托美国的一些重要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其中一份题名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Ideology and Foreign Affairs）的报告，是特请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提出的。报告强调，工业时代“扩大了政治理想的作用。政治理想能动员群众来支持国家在国外所进行的事业。因此，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105]。报告认为，在决定当今世界形势的各种因素之中，“最强大而且最普遍的力量之一是，意识形态和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各种运动所发生的影响。在过去的50年中，这方面的影响一直是改变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106]。
从1958年往前推50年，也就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转入现代之时，显然，美国特别看重意识形态在现代世界和现代美国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乃在于“能推动群众来支持国家在国外所进行的事业”，即美国在海外与全球扩张的事业。报告“集中注意博得当代最大的忠诚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宪民主、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107]，讨论了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感召力，而把这三种势力的错综复杂和变化无常的关系“作为本报告的主题”[108]。说到底，就是要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立宪民主制”去最终战胜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