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一部美国外交史，对外扩张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从建国初到1898年美西战争前是大陆扩张，从1898年到1945年是海外扩张，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更发展为全球扩张。“一部美国史，充满着扩张主义这一永不改变的特色。”[109]资产阶级要向外扩张，“总是要寻找一种虔信不疑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行动做辩护”[110]。这种辩护武器，随着形势的变化，时代的变迁，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十月革命后美国外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原有思想武库当中加上了一件新武器——反共主义。它是如此长久、如此一贯地被广泛运用于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之中，以致《美利坚帝国》一书的作者、法国人克劳迪·朱里安得出结论说，宣传“神意”和高唱“救世主义”，“绝对谈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111]。
为什么反共主义会成为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的特点呢？这要追踪到美国的历史。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又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112]。于是资产阶级便从宗教教义中为扩张搜寻根据。早在美国开国之初，它们就把神学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武器和依据。“天定命运”论应运而生。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我时常想，美国的开国，是一种神意，为的是要使今天陷于奴隶状态的人类，经过启蒙，解放出来。”“天定命运”论到19世纪中叶更为盛行。当时的民主党人、爱尔兰裔美国人约翰·奥沙利文于1839年写道：“长远无限的未来将是伟大的世纪。在它的时间和空间宏大的领域里，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注定了要显示出天命原则的美德，它将以半球做地板，以星空为屋顶。”及至19世纪末美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新的“天定命运”论又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的面貌出现。[113]当时的参议员贝维里治露骨地说，“在所有的人类种族中，上帝选中了美国人，作为世界再生的最后领导人”。[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