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美国从来重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十月革命后，其意识形态的显著特点则是反共主义。这种反共主义植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历史渊源与意识形态，但根本上是反映了统治当局的经济利益和全球扩张战略的需要。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对外政策高度意识形态化，有时甚至表现为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眼前的经济利益“脱节”，这种“不协调”只是说明美国的全部活动首先服务于其全球霸权的利益，这是美国资产阶级长远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然而，这种“不协调”或迟或早会被事实的逻辑加以纠正。一旦美国当局感到这种把意识形态提到登峰造极的做法已危及统治者根本利益时，统治者不得不重新审查并调整其对外政策，使之回到较为现实的态度上。
第三，现实主义态度之于对外政策较之顽固坚持遏制政策是可取的。历史证明，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如果美国顾及现实利害而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这有利于有关国家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但现实主义态度也不过是对利益权衡的结果。只要美国不放弃全球霸权主义，也就不会彻底放弃对外政策中的反共意识形态，不会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策略。
（原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22页。
[4] 艾伦·凯勒：《殖民地的美国》，105页。
[5] 奥斯卡·汉德林：《美国人》（The Americans），12页，波士顿，1963。
[6] 菲力普·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22页，纽约，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