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1142年10月11日为界，把宋金之间的战争划分为两个时期，1142年之前为前期，战争不断；1142年之后为后期，转入和平共处时期。也有人以为在“此后的70年间有过两次干扰，一次由金引起，一次则是由宋引起”，[1]韩侂胄发动的开禧北伐就是其中的一次干扰。史弥远与韩诧胄的对抗也是南宋时期一次战与非战的碰撞。
如前所述，韩侂胄因为扶持宋宁宗有功而获取了相位。还想通过对金的战争，为自己“立盖世功名以自固”。[2]于是，他经常进行挑衅，随时准备发动对金朝的战争。鉴于韩侂胄“建开边大议”，并奏请出兵北伐，[3]也能满足部分臣民收复北方失地的心理需求，宋宁宗就“诏在位者言事”，让文武百官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便引起朝廷上的广泛争论。
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对于当时的情况还算保持了一点清醒。他以当时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提起上疏，认为宋金之间的实力不平衡，宋朝没有能力收复失地，表示反对北伐。史弥远说：“今之议者，以为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这种理论若“施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若事关国体、宗庙社稷，则关系重大。怎么可以举数千万人的性命而“轻于一掷乎？他认为京师是根本之地，如果驻守京师的军队也派出去作战，势必造成京城空虚，万一盗贼窃发，由谁来守卫呢！？从沿江屯驻之兵来说，都是独当一面的，尤其应当整备，切勿轻易调发，否则内外表里空虚，都不足以守卫，就更可怕。他认为，将士们应固守阵地，务必不能轻信“浮言”，也毋贪小利让敌人的挑衅相干扰。只有当“使民力愈宽，国势愈壮”时才可大举进攻，以造就宗社、国家之大福。[4]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也很辩证。史弥远认为战争的决策不在“于一胜一负之间，则可以争雄而捷出”。而是“事关国体、宗庙社稷，所系甚重”，他认为战争的成败关系到“可举数千万人之命”，从“以人为本”视角而论，也不能“轻于一掷”。他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兵力不足、社会不安定、经济财富实力不足，内外表里都没有足够可以依托的前提和实力，所以不能出兵。但是，他并不一味反对出兵，而是主张在“民力愈宽，国势愈壮，迟之岁月，以俟大举”，条件成熟后出兵收复失地就是“宗社无疆之福。”[5]史弥远不同意马上出兵的观点，引起韩侂胄的极大不满，两者形成激烈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