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
何先生是我们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成就、他的为人，都体现了这一代人的最高水平。
何先生所处的时代，造就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史学家。20世纪30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叫史学系）出现了一批像何先生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何先生是30年代最早毕业的，与他同时期的还有全汉昇、邓广铭、王树民等，集中在三四个班。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能造就出这样一批杰出的学者？名师云集是一个主要的条件，另外，同学聚在一起谈论学术，培养起成为史学家的志气，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他们成长为史学大师的过程，是与当时中国大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到50年代，他们大都成为学术带头人了。而北大历史系在50年代正好也能把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最优秀的史学工作者聚在一起。我们50年代毕业的一些学生也在那时任教，但却再也没能产生那样的大师，这与大环境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谈到选题时，肯定要谈到前人的成果，要做学术史。在做学术史时，我们发现在50年代至70年代学者们也在批判，但并非是我们现在讲的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批判，甚至一些人借助行政手段进行批判，当时的学者很少有人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批判，何先生有一度也是非常黯然、伤感。我想，我们如何才能使他们一直保持愉快的心情，进行他们的学术创作，为我们留下更多的精神产品？
何先生说他的成果很少，其实我觉得并不少，因为不一定多了就好。数量又多质量又好的学者极少，何先生的成果质量很高，用我们的行话讲，都是“干货”。我相信，如果我们的学术环境更好，何老先生的学术成果会更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治学环境。
何老先生对北大历史系非常关心，基本上有请必到。他并不仅仅信奉“三民主义”，他也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他并不是教条地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认为我们是“主流派”，他自己不是“主流派”，应该坚持下去。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老前辈的见解，这也是我们学术创新一定要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