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传
九年前，何先生和师母送给了我一本他们自选的《三论一谈》，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心语”丛书中的一本。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解释了书名的来源，三论是：论世、论人、论学，是先生写的。一谈是：人生杂谈，是师母写的。
先生和师母在前言中说：“我们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有着共同的命运。都是幸运的，也都是悲剧的。”先生和师母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一年先生正好九十岁，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中对此有所解释：“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原来如此。先生以生于一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而感到幸运，同时又为这场大变动使之失去了许多宝贵时间而有悲剧之感。我想，这正是一个愿把毕生献给历史学的学者的心声吧。
一
我记得1966年“**”开始之际，在一次由北京史学会组织的批判吴晗先生的会议，出席的都是史学界的教授学者，我当时还只是个学生，由老师带着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很多人对吴晗先生的《海瑞罢官》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轮到何先生发言时，他说：吴晗和其他的学部委员们，每个月去四川饭店吃一次饭，轮流请客，一次就把学部委员一个月的津贴吃掉。那么贵的饭，太奢侈，太不应该了吧。那时我还十分年轻幼稚，听过先生这一席批判发言后，只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先生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批判吴晗，却只从生活小节上去谈，说了这样的一席话。
直到读到先生《三论一谈》中说到他回国时的想法，才明白了先生的心思。先生说他不是不知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也看到离开祖国在外流浪的俄国知识分子，但是先生想得最多的却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失去多少复兴的机会！中国不能再折腾了，这次机会不能再失。为了国家，知识分子应该牺牲自己的主观，个人民主自由思想，依附共产党身上，把自己的能力贡献给国家”。先生就是在这样的信念下回国的。先生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国，又怎么会去从政治上否定一个同样爱国的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