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何兹全师最后的日子
陈琳国
我们的恩师、著名的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离我们远去了。虽然事先已有预感，但我至今仍难以接受这个残忍的现实。大年初一我去给先生拜年时，看先生病情已沉重，初二病势转危。尽管我们祈盼奇迹的发生，然而先生还是抛下我们走了。
这些天，我在痛苦中回忆起先生最后日子的点点滴滴，更体会到先生高尚的情操和人格的光辉。2006年，先生、师母的唯一爱子、前北京大学副校长芳川兄病逝，两位老人痛彻心扉，精神上深受打击。师母思子心切不能自拔，一年多以后也随着芳川兄走了。耄耋之年的先生，接连遭此大变，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饭量大减，体态消瘦，不服老的他还是显出老态来了。听力更差了，他又不愿戴助听器；腿脚发软，站立行走不便，不久只能以轮椅代步。
先生曾经背着人失声恸哭，但在我们面前总是神色如常，把痛苦深藏在心底。我们不知怎么安慰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唯恐他憋出病来。让我们欣慰的是，他每天依然坚强地读书看报，思维清晰，敏锐而又有条理，十分关注学界的状况，关心学院学科的发展，继续指导着博士生。他还主编历史学院的三套学术丛书：《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中国上古社会和政治》和《中国近古社会和政治》。去年9月，《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好评。另外两套丛书也已付梓即将面世。可惜的是，先生不能亲自主持首发式了。
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史学研究与发展的大问题，并直率地发表看法。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曾经多次评论说，某人是经学家，但经学不等于史学；某人是小说家，但文学也不等于史学。虽然此类方法可能风行一时，此类学说也可能占据主流，但仔细推敲，是站不住脚的，而且误人不浅。虽然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或是文史哲不分家及“六经皆史”的说法，但就史学来说，这是指文学、经学可以为史学研究、史学著作提供养分，是指不可忽视经学作为历史文献的作用；而不是把历史写成小说，所谓“大话”、“戏说”历史，或以经学研究、国学研究代替史学研究。体会先生的这些评论，实有深意存焉。不论把史学经学化，还是把史学文学化，根源都在于不重视包括考古发现在内的文献资料，不读书或不认真读书，或者读了书，但未能深入思考研究，停留在一知半解，还自以为是。更可怕的是，有些人甚至不要史实，不顾史实，任意解释，任意推断，说得花里胡哨，在那里“创造历史”，实则制造文化垃圾，误导社会大众，后果非常严重。这些评论正是直指当今学界“学术商业化”乃至导致社会风气不良的倾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先生毕竟年事已高，没有把这些重要论断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