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
一 殷殷厚望
大约是1980年年末，我已初步确定将“唐代寺院经济”作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在翻检相关研究文献时，读到了先生早年研究寺院经济的几篇重要论文，进而了解到先生是佛教社会史的奠基人，也是我国史学界的耆宿名德，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当时我初入学林，虽有一股冲劲，对于寺院经济研究的前景还看不太清楚，对如何深入研究也很迷惘，就斗胆给先生写了一封信讨教。信发出去了，心中充满了期盼，又觉得忐忑不安，怕打扰了先生，怕先生没有时间给一位刚入学不久的研究生回信。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是用400格稿纸写的，字迹工整遒劲，内容亲切温馨，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指导，读后一股暖流涌进心中，非常激动！此后我就常与先生通信，在先生的循循教导下，对于寺院经济研究，方向越来越明确，信心越来越足。这些信件我收藏了很久，终因辗转搬家，不幸散失了，至今思之歉然、怅然！
1982年夏，我硕士毕业，恰在此时，《光明日报》刊登了北师大1983年招收首批博士生的简章，导师很少，都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导，先生也在其中。由此第一次看到了先生的照片：鹤发童颜，眼光睿智而慈祥，对之如接春风。那一天，我伫立在厦门大学靠近校门的报栏前，端详着先生的照片久久不忍离去。我仿佛感到了先生的召唤，暗下决心，要负笈京华，师从先生，追随先生，把一生献给学术。
但我当时的情况是，妻子还在华安县工作，儿子在读小学，最急迫的问题是把妻子调到城市，儿子设法到城市比较好的学校就读，才能够安心外出读书。左思右想，1983年还不能考博，要先找一个单位工作，然后借单位之力解决妻子的调动问题。于是我又给先生写了封信，汇报了自己的困难和想法，表达了推迟一年报考先生博士生的愿望。万万没想到的是，先生又很快回信了，不但欢迎我报考，还说为了等我报考，他也推迟一年招收博士生，1983年就不招了。如此眷顾，如此期待，真使我惶恐不已，感戴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