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我和何先生往来50多年，何先生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博学，他是古代史教授，我当时是世界史的助教，年龄差距、资历差距都很远。但我很快注意到，何先生在做中国史研究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就是要和外国的东西比较，比如中世纪寺院经济研究等。何先生也很快注意到我研究世界史并没有停留在世界史上，也在读中国史。这实际上是一个错位的情况。但何先生这种比较研究的精神一直给我教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历史本来就是一家，中国史、世界史，都是一家，所以如果不做一个通体的思考，恐怕研究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何先生很多东西，包括林甘泉先生讲的情况、何先生的“魏晋封建说”，是与他的中国史、外国史知识关联在一起的，所以一定得知道。我是知道此点的。何先生《中国古代社会》出版后，他让我写书评。我认认真真地写了书评，我不配谈中国史的问题，但谈了自己的理解。
何先生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是，何先生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也搞兵制，这是很传统的方法，也是很微观的方法。要搞微观主义，但何先生很早就注意理论，当然也注意马克思主义。他很早注意过一本书，现在看来无所谓，就是《基督教的基础》，作者是考茨基。他介绍我看，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看过以后觉得还挺有价值的。考茨基身为第二国际的人，他的理论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何先生在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方面非常成功。我觉得何先生能取得这么高的成就，与这点分不开。
我深受何先生影响和启发，我非常感谢何先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